“千万工程”自2003年发展至今已20余年，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以乡村建设为主，三改一拆、五水共治、乡村景区化等等；后面的十年以乡村运营为主，如何培育出众多优秀的乡村。比如梅林村——“千万工程”的诞生地，余村以及小古城村、青山村等等。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乡村业态日趋多元：民宿（裸心谷、裸心堡、宿集），农场（太阳公社），田园综合体（鲁家村），乐园（风之谷、熊猫猪猪乐园），网红村（青山村），营地（在山野），村咖（瀑布咖啡）。

浙江“千万工程”逐渐从政府的需要，慢慢变成市场化的需要，然后变成共同富裕的需要。我们需要从建设向经营转变，从投入到效益转变，从单村到组团式发展。

当时浦江茜溪悠谷里的10个村里面有主流业态，有很多创客。野马岭中国村、新光村都是比较大的网红点。后来村尚村宿把民宿带过去，还有鱼泡泡营地等几个乐园。创客不断在里面去叠加，叠加以后变成了每个有自己不同特色的业态，因为是市场化引起的驱动，没有政府做主导的作用，是自然生长慢慢出来。但疫情来临导致原本创客云集、游人如流的茜溪悠谷从网红慢慢走向衰退。

民宿发展，止步不前。从价值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民宿的客房单价下降50%，客房入住率不到50%。如果去掉互联网平台的核销率，甚至达不到30%。当运营达到一定规模后，开设几个房间所带来的收入甚至不足以覆盖运营费用，这会导致入住率品质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客群不一，各自为阵。价格覆盖高、中、低端，客群涵盖近、中、远距，业态民宿、乐园、营地全面互补，貌似全面，实则各自为营，缺乏互动。客群不一，无法全域流动共享。

流量易得，转化困难。两大明星项目支撑野马岭和新光村，游客量约100万人次/年。品牌吸引力强，为浦江全县文旅赋能，但尚未打通盈利通道，村集体经济增收效果不显。

诉求不等，缺乏统筹。村民的诉求很简单，流量和人气增加了，租金和收入也要增加。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需要改善环境、提升业态和产品力，要产业发展、经济税收和可持续发展。对创客而言，他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营收入不足，难以维持自身工资，更无从谈其他。同时，许多乡贤虽有意愿捐助，但缺乏合适的途径。国有企业虽有所投入，但由于没有产权证，无法形成资产，且投资无法带来收益，保值增值成为其面临的新课题。村集体则要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对村民来说，劳动力相对短缺是一个问题。在流量好的时候，村民可以通过卖烤串等方式获得较高收入，但流量下降后，收入也会大幅减少。村民的经营方式相对初级，竞争激烈。对于企业和创客来说，土地资源的缺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土地，他们的投资就无法形成资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风险，运营压力也很大。同时，人才也很缺乏，因为创客往往是带着情怀来投资的。

没有全盘运营，终将沦为内耗。如何统筹，协调发展？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调研，我们明确了几个核心要点：一是统一目标，二是统一谋划，三是盘活资产，四是理清机制，机制是核心中的核心。

通过党建机制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将几个村联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即强村公司，资源共享、项目共推、产业共谋、运营统筹。此外，我们还组建了一个运营公司，这个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整合了国有企业、合伙企业、外来资金以及存量头部企业等资源，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通过流量的分成，我们实现了资金的回流。将资源导入，吸引资金进入，并赋能这块地方。我们将一些政策性的项目落户于此，推动区域的发展。强村公司实际上是以资源入股的形式存在的，以保底分红的形式确保利益得到保障。

尽管已经有了党建、利益机制和运营公司，但这些还不足以全面保障各方利益。因为有些群体并未完全参与到利益分配中来，特别是老百姓的利益相对较为分散。为了更全面地代表和协调各方利益，我们成立了理事会指导下的运营公司。这个理事会由来自各方的代表组成，包括乡贤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们共同参与到运营公司的谋划和决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理事会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以确保各方利益得到更加均衡和充分的代表。

天尚认为，单个乡村资源、资金、空间、人才等相对薄弱，而一定数量的乡村通过多维度的有效整合，多方协同，形成乡村共同体，才有机会引入社会产业投资方，通过打造区域统筹，组团发展，产业联动，业态协同，共创共富的模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乡村共同体以连线连片式组团，实体化运作，优势化互补，跨村资源调配，确保资源最大化整合利用，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集聚全社会智慧和资本力量，引入文化、旅游、产业、科技、建筑、咨询、政府、企业、金融等跨界人才进入乡村，探索实践良性共生的乡村共同体模式，构建既有地域特征又有现代产业，传承自然与文化之美的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样貌。

方山乡其实就是围绕着这样的机制、这样的思考，世界农遗就是我们在实践的地方。农遗申报受到关注了，怎么样能够以市场化方式做得起来。

当时的方山乡有场域品牌，缺发展模式；有农遗主题，缺业态经济；有精神内涵，缺表达载体；有场景展示，缺互动体验。关键在于如何做好农遗的保护与价值转化。我们一直强调在保护中发展，更要注重价值的转换。我们首先组建运营主体，其次搭建利益机制，最后做好顶层谋划，逐步高效创新运营。

我们选择与国有平台合作，因为国有平台能提供一定的稳定性。村民、村集体和乡镇之间利益紧密相连，村集体有着简单而明确的需求。我们与当地的农旅投公司合作，他们有区域品牌打造和发展乡村的需求。他们投入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共同成立农遗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些业态逐渐兴起。下一步，我们计划搭建理事会，特别是要引入华侨代表，将华侨纳入利益机制。乡村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载体和空间。因此，我们通过公司化运作，将多元业态中的利益进行分配，实现利益共享。

对于博物馆与强村公司的利益分享，我们采取了固定租金和保底分红的方式。村民通过租金、就业、销售和创业获得收益。华侨则有两个特点：一是有资金并愿意投资乡村建设；二是有大量闲置的房子和资源。他们愿意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这些资源给我们运营。因此，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利益平台，寻找优秀的合伙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县里提出了两年免租的政策建议，甚至为青年创客发工资。

我们的目标是将农遗目的地、保护地转变为体验地，最终成为共富地。保护需要投入资金，而体验则是实现价值转换的关键，共富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构成了我们的价值链，其中核心品牌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地方都需要有其独特的核心品牌作为灵魂，而农遗的特色文化遗产正是我们最大的品牌。打造“农遗+华侨”两大IP价值链，共创全域共富模式。

我们规划了“两核一带”的布局，将整个片区串联起来。除了再建项目，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博物馆团散客接待、餐饮产品、民宿等。我们投资了两家民宿，都是利用华侨的房子进行改造，实现了利益机制共享。在购物方面，我们开设了旅咖，并建设了多个博物馆和展览馆。同时，我们还举办了许多节庆活动，丰富了游客的体验。此外，我们还积极推动乡创客项目，包括制作了一部获得国家动画片一等奖的动画片。许多华侨也逐渐转变为创客和农民，他们思念家乡，我们希望通过华侨作为媒介，连接世界。

本文根据鲍力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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