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营造的设计创新，助力城乡经济一体化
日期：2022-11-22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中，历经跨越式的发展。沿海省份许多大城市的城镇化率超过70%，2019年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城镇化率突破60%。
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事实是中国的城乡结构亟需调整，社会生产关系与产业支柱重心不断偏移，生产物资与产品的极大丰富，许多工业产品产能过剩，这是“十三五”规划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
社会产业主体从农业转向工业，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在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即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剩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阶段，传统农业主体中的富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薪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生活所需与生产资料的实际价值，而是取决于生产力边际效应的劳动价值。
以浙江省举例，2019年统计杭州地区的城镇化高达78.5%，常住人口突破一千万人。杭州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乡镇已经基本完成了“街道化”与“社区化”改造，乡镇地区居住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实际身份已经转变为乡镇街道与社区的“乡镇居民”。杭州所谓的乡镇地区已经有别于传统乡村的概念，与城市地区有所差别的可能就仅是现代服务业体系的不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配给较少而已。
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虚城乡经济一体化”，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实验区，主要表现为：
一是“形式上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一些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的地区，并不具备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他们进行的所谓“城乡经济一体化”，大多是通过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短期内缩小了城乡差别，但是从长期看却限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延缓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还有些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名义，通过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手段，强行剥夺农民的资产，对乡镇地区进行大拆大建的形象工程，虽然把一些农民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居民，但是农民实质上的利益并没有增大，反而扩大了城乡差距，突增了许多社 会矛盾，上述两种情况是“虚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
二是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的扭曲，现在一些地区大张旗鼓所进行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其动力主要来自当地政府，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如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农民、市民等都有各种的利益追求，因此在城市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中，必然从城市政府自身的利益出发，选择对他有利的事情。如政府热衷于将城镇郊区的农民“非农化”，千方百计地动员、乃至强制他们成为城镇居民，而对需要居民化的城市打工者——“农民工”却选择视而不见，这是由于土地价值的利益导致的。其结果是城市越来越美好，但城乡差距却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杭州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应该突破成都、重庆等现有的模式，实现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政府调控模式，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外来打工者——“农民工”群体的居民化；二是推进郊县经济郊区化，打破行政区域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束缚，加快非主城区的下属行政县（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临安等）在经济发展上融入杭州城市经济产业主体；三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既要继续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的流动，同时也要推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加速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就需要继续深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推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推进以城乡居民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进城乡区域管理体制的行政改革，从市场化导向创新的角度，以诸如村社合一、乡镇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创新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在杭州地区可以看见的是不少现代农业，已经从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农业+服务业”的产业结构。除了依旧存在农业生产工作外，还进行如观光休闲、物流配送、互联网销售等现代服务业的工作。杭州地区的乡镇改建模式，是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近十年来持续推进的成果。
杭州萧山戴村镇的“废地抱团”模式，就是通过乡镇综合治理和空间设计的创新，引入互联网技术平台进行信息化管理，以村社合一的形式复兴乡镇集体经济，展开蔬菜瓜果的物联配送服务。戴村镇在美丽乡镇的建设中，走出一条属于乡镇街道的创新之路。
同样位于杭州萧山的千年古镇楼塔，则通过乡镇综合治理和环境生态化设计改造，使得原本明清时代的老旧建筑重新焕发风貌。一只飞燕传承了古镇的历史沉淀，一条活水唤醒了古镇的千年文化。楼塔镇在美丽乡镇的建设中，以地方民俗的艺术文化传承为底蕴，结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引入和乡镇生态环境、景区的设计，打造了独属于自身的乡镇发展创新模式。
